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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酒家-散文】清明依旧,亲人已远

日期:2022-4-24(原创文章,禁止转载)

清明的雨,是祭奠亲人的泪。

——题记

【1】

又是清明。

绵绵细雨,像苍天流不完的眼泪,淅淅沥沥,敲打着大地。潇潇寒风,娓娓诉说着这个特别的倒春寒,无休止从山间吹来,携手淫雨,轻抚着荒凉的原野。

桃花已残,瓣瓣落红,融入泥土,溅起的沙泥,玷污了那曾经的纯洁。只有那枚青涩的幼果,孤独的站在枝头,孤单影只。

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,是一种无以言状的感触,大自然许会体味人的情感,阳春三月的南方,群山之巅,还飘飞着零零碎碎的雪花。

千年的情愫,三生的幻觉,情景交融,勾起人的,只有无穷无尽的伤感。

独在异乡,那起伏的山间小道上,绵绵细雨里,我踟蹰独行。听当地人说,到清明了,该上坟了。而我,却在远离家乡的地方不停的奔波,清明的相思,只能寄托于文字,惟愿我的亲人们有知。

站在山岗上,淋着丝丝雨雾,眺望远方,春天的气息在一片朦胧的雾霭之间若隐若现,而思亲的情愫像缠绕丛林的怪藤,牵牵拌拌,折磨着我的情感。不管时光离去,不论天长地久,亲人的音容笑貌,点点滴滴,浮现在我脑际,时而模糊,时而清晰。

入夜,带着一身的疲惫,我躺在村委会那简陋的接待室里,头顶上是一盏昏暗的白炽灯,摇摇晃晃中,前赴后继来了很多蚊虫,不知道为什么,就飞蛾赴火,舍生忘死。窗外已经碧绿的稻田,依偎山腰,从山脚直上山巅,营造着梯田的壮观。不是秋季,但雨后那悠扬的蛙声,连成一片独特的交响曲,像幽远的古琴瑟奏响的哀乐,在余音绕梁中催人泪下。

好多个夜晚了,我总是彻夜未眠,亲人已经远去,亲情永远割舍不掉,是阴阳两隔,使我望穿秋水,是人生多舛,让我辗转反侧。

每夜的梦中,我总是梦见母亲的双手和忙碌的身影,父亲黝黑而坚挺的脊梁和皱纹满面的面庞,姐姐深情而又关注的双眼和不断叮嘱的话语。

人生若只如初见,一切恍如隔世,情,别梦依稀,不会随时光的流逝而淡泊。爱,缘起缘落,处处相逢,却没有相逢。

清明时节雨纷纷,桃花凋零梦沉沉;路上行人已断魂,山间岁月假亦真;牧童依旧笛声远,杏花苍白酒家倦;一腔思念缀亲恩,两行热泪书爱恨。

让文字带去我的哀思和怀念。

【2】

母亲从小命运多舛。

在普洱市的思茅地区,一条古老的驿站边上,有一个青石板铺成的古镇,叫通关镇,对面那座巍巍的山腰间,有几间茅草屋。

民国14年腊月,我的母亲出生在这里。一娘生九种,九种不像娘,她比两个姐姐还要漂亮,长得白净可人,乖巧的性格,可听话了。父母为她起名小白依。

在艰难困苦中,排列第三的小白依不断长大,8岁那年,外婆死了,天天晚上和母亲睡觉的她,以为是母亲睡着了,爬在遗体上,要娘领她睡觉,死活拉不起来,直到母亲入土,她一个小小女孩,还爬在土堆上大声哭喊。

外公为躲避地主家的债务,没有告诉家人,就“下坝子”去了,听说后来染上瘴气,死在景洪的橄榄坝,留下她们孤儿寡母。穿着铜钱花缎子马褂的老地主勃然大怒,派了十多个狗腿子,到家里收债,看到了一无所有的家境,实在无法,就把小小年纪的小白依抓去抵债。

白依上面,是有两个姐姐的,老地主婆说,没有白依乖巧漂亮,小一点没关系,主要是小的听话。

从此,小白依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

十二岁就出家“讨生活”的父亲,在帮人赶马之中,辗转到了通关古镇,老地主看到父亲从内地驮来的货物,欣喜异常,高兴之下,不顾地主婆的反对,把白依许配给了父亲,那是1947年秋。

从此,母亲“嫁鸡随鸡,嫁狗随狗”,跟随父亲颠沛流离。解放前夕,在西南野战军挺进大西南的日子里,父亲作为滇南边纵的游击队长,在枪林弹雨里舍生忘死,母亲也作为妇救会成员,带领妇女同胞,救助伤员。

那时的游击队长,可不得了,母亲说,父亲骑着高头大马,身跨盒子枪,身边时常跟着两个警卫员,威风凛凛,不可一世。

母亲做丫头的老地主家,有个漂亮的女儿,年方二九,别看是山里的孩子,但从小娇生惯养,长得如花似玉,山上的杜鹃花与她相映生辉,树上的画眉鸟为她歌唱。老地主为了不被枪毙,使出了美人计,于是,血气方刚的父亲折戟在牡丹花下。

当年的共产党功过分明,在党内绝不允许人犯生活错误,于是,父亲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,发配到思茅农场种橡胶。

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女儿,住在土改时候分给自己的地主家的厢房里,母亲一个人,支撑起家庭的重担,披星戴月,劳苦奔波在那片称为“懒火地”(轮休地)的山地里。砍灌木,烧野火,种荞麦。女儿的哭声,声声撕扯着母亲的心,大女儿饿得面黄肌瘦,二女儿玩得满脸灰尘,三女儿还在背上嚎哭,母亲抹下流淌的泪水,继续劳作。

当年那双娇嫩的手,在30多岁的时候,已是布满厚厚的老茧,当年的小白依,已成了一个未老先衰的农妇。农闲时节,村前村后,携着三个孩子,面对农场的方向,母女望眼欲穿。

父亲在农场里表现极好,特别是利用他赶马时候所学的民间医术,治好了驻扎在农场旁边的思茅军区副司令员的疾病,被取消管制,可以来去自由,就把妻女接到了农场。

落叶归根,是父辈们矢志不渝的想法,30多年了,该回归家乡了,父亲一经决定,就归心似箭。军分区那个副司令员说,把小云(大女儿)留下吧,做他们的女儿,供她上学。

父亲心动了,但母亲自己带大的孩子,就不同意,一把鼻涕一把泪,哭得死去活来,于是,卷起那简单的行李,举家回归故里。

那时正是上世纪60年代初。

离家太久,家乡裹着小脚的奶奶,早已在盼望父亲的无数个日日夜夜里含恨死去,那间简陋的土掌房,已被隔壁的人家占有。

村头那间破庙,成为一家人的栖身之所。

我就出生在那间破庙里,记得门前有一片用青石板铺成的空地,中央有一棵古老的榕树,庙前,常年流淌着清清的山溪水。

伴随着父母头上的白发不断增多,姐姐们渐渐长大,一家人的生活逐渐走出饿肚子的年代,生产队里记工分的时候,我家的最多,每年分红,能分到100多块钱了。

母亲用双手轻轻拍着我,哼着只有她自己听得懂的催眠曲,用小土罐喂着我米粥,伴我入眠的情景,就像在昨天。

光阴荏苒,转眼,我长大了,走出了山里。父亲死后,我打算接母亲去城里和我居住,她死活不去,说,离不开那生活了半辈子的家,还有她的菜地,她养的猪鸡。

娘挂儿,百里长,儿挂娘,扁担长。母亲说,即使不生活在一起,母子的心是相互牵挂的,逢年过节,她老人家提前准备好自己种的菜,用颤抖的双手杀好鸡,到村子前望着儿子一家是不是回来了。

2003年夏天,年近八旬,辛苦了一辈子的母亲死了,宁死当官的老子,不死叫花(“叫花”意为乞丐)的娘,当地人这样说。多年来,在没有娘叫的日子,我的心总感觉空落落的。

当年回家时候,满头白发,身躯佝偻的母亲,高兴为儿为媳为孙女吃上好的,忙碌的身影和颤抖的双手,时刻浮现在我眼前。

【3】

父亲是最有本事的。

他十二岁那年,抽大烟的爷爷死了,省成财主饿成痨,几代人的艰辛,总算省成了老地主,转眼就被爷爷丧失殆尽,真是败家子,留下了裹着三寸金莲的奶奶,还有一个四岁的叔叔。擦干了眼泪,掩埋了夭折的爷爷,父亲远走他乡。

一路往南,那时叫“下坝子”,是往西双版纳方向,遇到了马帮,父亲从此加入了他们风餐露宿的行列,从一个毛头小子,成长为统领十二把马(一把马有十二匹)的“马锅头”(马帮的管理者)。

从内地驮着丝绸和日用品,从边疆驮着茶叶等农产品,他和马帮的弟兄们,行走在古老的茶马古道上,年年月月,无休无止,自己累弯了腰,为马帮的财主们赚着用血汗赚来的花钱(当地一种类似“袁大头”的钱币)。

山路自有赶马哥,风吹雨淋讨生活,马蹄驮着青春走,路途遥遥不寂寞,夜色蒙蒙人不睡,三个石头支口锅,没有阿妹来伴酒,敞胸露怀哥自乐……高亢嘹亮的赶马歌,回旋在蜿蜒曲折的古驿道上,唱不尽人生风雨的苦涩。

在缺医少药,瘴气不断的亚热带丛林里,父亲自己摸索,学会了医治牲口的草药,多次实践以后,逐步用到医治人的疾病身上。

他身上刺满了马帮独特的刺青标记,沿途包括到东南亚国家的大盗土匪,看到刺青和头马身上插着的旗子,就知道这马队的背景,无不横刀让路。

解放前夕,父亲帮母亲做丫头的老地主家驮货物,认识了母亲,其实,那时,他和马帮的弟兄们已经加入了滇南的边纵游击队。

刘邓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,挺进大西南,陈赓将军挥师直下,国民党如风卷残云,节节败退。负隅顽抗的部分残军,从蒙自边打边撤,从滇南的崇山峻岭里撤往泰老缅交界出的金三角,在离通关古镇不远的尚武,和解放大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,父亲带领马帮的弟兄们,在地形熟悉的情况下,积极配合解放军作战。

解放后,父亲被任命为尚武的区长,狭隘的民族观念,一时耀武扬威,导致了生活作风方面的错误。在当今这年代,也许不算什么,但在当时,是不可饶恕的错误。

那里跌倒,就在那里爬起来,父亲说,做人一定要有骨气。

30多年后,父亲携妻带女,离开了给了他半辈子酸甜苦辣的思茅,回归故乡。

少小离家老大回,家乡,早已物是人非。带着赶马时候经常抬驮子就落下的哮喘病,父亲以坚强的意志,永不服输的精神,在经常饿肚子的日子里,盖起了可以遮风挡雨的土掌房,养育大了四个儿女。

他宁折不弯的性格,总是招来灾难的根源,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,小山村每一次开批斗会,都少不了他的份,他高昂的头颅,被打得遍体鳞伤的身体,害一家人特别是母亲流干了眼泪。

最记得1978年前后,为我读书的事情,他冒着风险,多少次去大队和公社上找领导们理论,拍桌子打板凳,据理力争,他知道,还会挨批斗,但为了儿子,用他的话说值得。

父亲说,独儿不孝,独狗爬灶,从小,他不打姐姐们,经常打我,我八岁那年有一次,我捡小伙伴吃剩的甘蔗皮,塞满了破旧的衣袋,悄悄躲在家后面的院子里吃甘蔗皮,他看到了,一巴掌把我煽倒在地上大哭,他也边流泪边骂。

从此,用家里那可怜的自留地,每年,他都要种一块甘蔗,他早出晚归,记得夏天,他从来不穿那破旧的上衣,脊梁在劳作中晒得黝黑,一层皮褪了又长新皮。

一次,母亲让我去地里叫他回来吃饭,走到半路,我远远的看到,父亲踏着夕阳归来的身影,夕阳的余晖,把他拉得高大,肩上除了锄头,还有我喜欢的甘蔗。

我工作的那年,父亲也苍老了,饱受生活的折磨和运动的摧残的身躯,再也无法劳作,好在姐姐们都长大了,能够独挡生活。

家对面那座高高的大山,已经挖通了一条土公路,那是我走出大山去读书,去工作的必经之地。每天,他坐在院子里,怀里抱着那个姐夫买给他的小收音机,看儿子是否回来,夜晚山路有汽车灯亮了,他就喃喃自语,是不是我家孩子回来了。

思儿心切,又担心儿子像小时候一样饿着,我到县城读书,父亲用挎包背着母亲亲手炒制的“炒面”(用大米炒熟后磨成面,兑上盐巴或糖,用开水就可以冲食),带着酸菜来看我。当夜,父子两人挤在学校宿舍那简单的床上,父亲对我说,我家几辈人不识字了,你要争气,将来去当干部,不要受人欺负。又说,等有工作就娶媳妇,钱已经攒够了。

1987年冬,69岁的父亲离开了人世。等我赶回家的时候,他已经长眠地下。母亲对我说,他唯一遗憾的是没有能够看到我成亲,没有了了做爷爷的心愿。母亲递给我一个用发黄的报纸包着的包,说,是你爹留给你娶媳妇的钱。

我眼泪哗哗流下。

转眼多年过去,父亲那裸露的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脊梁和条条皱纹布满的面庞,始终浮现在我心头,挥之不去。

【4】

刻骨铭心的姐姐。

姐弟几人中,就我的二姐命苦。母亲说,小时候她就病特多,那是山区缺医少药,大多是自己到山上采些草药来为她医治,能够领大,是她自己命大。

二姐大我六岁,刚上小学一年级,我出生了,就被叫回来领我,从此就再也没有机会上学,从此就一辈子在山里。而我,却在她的背上长大。

那时候大队上隔一段时间,要放电影,大多是《沙家浜》、《红灯记》之类的革命样板戏,后来有了《卖花姑娘》和阿尔巴尼亚的一些故事片,人们老早相邀去看,其他两个姐姐不愿意背我,就找借口悄悄去,只有二姐,一场不落的背着我。我在她背上,用那个手电筒照着路。到了大队上放电影的院场上,姐弟两人去迟了,个子小,看不到电影,只得在影幕背后看,电影上出来的字都是反着的。

我读初中的时候,曾经发热生病,那年,父亲随生产队上的人去很远的地方伐木,母亲去了山地里,送我回家来的老师把我交给在家做家务的二姐,她很小心的照顾我,喂我喝水,然后像电影上看到的一样,用毛巾在我额头上帮我降温,一步不离的看着我,她那清澈的眼睛,像母亲一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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